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作用

[19]从实践指向上看，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

[18]标准人比理性人似乎更具体，例如，商标法中作为判断标准的主体是具有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普通消费者。（二）整体的法律续造的方法 解决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实际上是整体的法律续造。

（一）社会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 然而，在借鉴和移植中，必须处理社会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它是宏观的不对称性。因而，应用的结果打上应用法律1.0的人的印记，形成的法律2.0也具有主体间性。也有兼采两大法系的作法，如诉讼法中庭审方式实行混合辩论式制度，即以大陆法系的法官中心主义和普通法系的当事人中心主义为基础建立的。在法律是否明确涵盖事实上看，它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事实有法律规定，但不明确或不合理。对于古纳加斯自己辩称为激情杀人，法院不予认可，理由是杀人发生在鸡奸三周以后，与法律规定的一时激愤不符，判处他犯一级谋杀罪。

唯有没有历史的才是可定义的。他们要着力在实践中统合二者，当然具体路径有所不一。这样一来，旧有的内生性权威和地方性规范必然体系性地丧失竞胜地位，基层社会对国家权威结构、正式法律体系的诉求和依赖凸现出来。

因此，法律必须建立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而得益于广播、电视、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国家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力大幅提升。国家可以通过这些媒介进行法治宣传和普法教育，强化对法治和司法体系的认同，塑造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使之能够主动服膺于国家提倡的权力运作和法治运行逻辑。虽然司法机关并不在村里，也很少来到村里，但一旦发生法律事务，由于报案或起诉较为便利，且司法力量可以快速介入，民众诉求可以得到及时回应，人们在面临纠纷时也更愿意通过法律来解决。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被纳入法治范畴中。第二编将传统司法理论视而不见，而司法实践中切实有效的基层司法技术与知识问题化，纳入司法理论的分析中。

在现代社会，法治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让民众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司法的正义性，从而愿意诉求于法律和司法体系。如何通过更好的司法管理来优化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已经成为司法体制改革及相关学术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这些条件使国家在基层的渗透性权力得以强化，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国家能力建设得以深化，增长了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推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期战略任务。社会性质的变化，必然改变基层司法的社会基础。

代写文书、案件代理等则有偿服务、低价收费。随着现代性的深入，乡土中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村庄呈现出生活面向的城市化、行为模式的理性化，乡村社会出现结构混乱，迎法下乡成为必然。随着农业生产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家庭经济重心向非农生产转移，农民家庭因此普遍突破了村庄，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五、结语 苏力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维度上讨论送法下乡，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话语平台。

它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引申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问题，深深地塑造了司法研究的格局：在第一个方面，基层司法到底应当走向治理化还是形式化？是否会变成韦伯所担心的自动售货机，或是难以被法律格式化的法盲秋菊式的反叙事？这些议题至今仍有很大讨论空间。借助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和通信、信息、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国家从公开性使用暴力逐渐过渡到渗透性地使用行政力量，借助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监控社会状况的能力突飞猛进，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大大提高。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而上述一切，都建立在我国优越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上。

在乡村基层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其主要目的就是送法律服务下乡。与之相对，现代国家在界定的疆域内拥有绝对的统治力，不仅垄断国家政权和暴力，还能通过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实现统治和管理。法律可以界定的纠纷范围日趋广泛，对民众法律诉求的回应性大大提升。现代国家建构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基础设施是法治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推动力，而落后的基础设施可能成为制约法治需求实现的瓶颈。而由于基层司法制度及送法下乡巡回审判等司法实践现象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相连，司法便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性功能，独立于通常所强调的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社会治理功能。

第三，国家机构高度分化，且都专注于治理社会生活的专门化任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法治领域的重大改革作出重要部署。

此时，村庄秩序便需要国家力量介入来维持，迎法下乡成为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和心理需求。对司法体制的讨论，则往往以西方为理想模型，缺乏对中国法院系统内部行政管理状况的观察体悟，更没有注意到司法管理与法院审判职能之间的紧密关系。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完善硬件条件，提高了司法的直接控制能力。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决策和总体部署。

二、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 在苏力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送法下乡，类似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通过法律的方式保证或促使国家权力向农村有效渗透。乡村干部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经此，国家权力才流通到它难以深入的地方。第二，国家官员有相对于国内和外部势力的自主性，能不顾社会势力的偏好而制定法律和政策。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完善技术条件增强了国家的软件供给，提高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法治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

而如此成就，也凸显了中国国家体制的优越性，表征了中国国家能力的优势。这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服务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很多帮助，但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法律服务下乡 除结构混乱所带来的法治需求外，国家向基层民众提供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法律服务，也是促成迎法下乡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然而，法律服务多集中于城市、企业。

从国家角度去看，基础设施建设从两个方面提高了司法能力。（2）树立政权的正当性，保障政权获得人民的认可。

所以在局部，国家权力的支配难以通过法律和程序来自动实现，需要借助地方社会的村干部群体及其知识。它分四编讨论了司法制度、司法知识、法律人及研究方法。序幕一旦开启，前进的步伐便不会停息。其中，法律援助、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等实行无偿服务。

上述变化使司法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更为便捷顺畅，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方言地区，基层民众的迎法下乡更具现实可能性。2018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习近平担任主任，研究解决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问题。

同时，司法制度有能力承接公民的诉求，可以帮助所有人使其诉求得到受理和回应。国家能力 一、《送法下乡》的历史方位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以下简称《送法下乡》）是苏力早期的两部著名著作。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尽管道路崎岖艰难，国家还是一年年坚持送法下乡和上山。这样，借助法治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软控制，国家成功将基层民众塑造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公民。